书法是中华国粹，其产品质量与题款设置和题款内容等密切相关。书法产品是为满足社会需求、达到一定功能而生产的。常见的需求有欣赏、宣传、装饰和收藏等方面，这些都是由作品的内容(写什么)和形式(怎么写)相结合产生的功能来提供和满足的。其中内容包括两方面，一是正文(书面语、主体)，二是题款(款识)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正文和题款的内容又往往取自其他公共资源中的文化产品，如正文内容有文章、诗词、格言和警句等，字数篇幅不限，少的一字，多可超万字;题款内容有书者名号、书写时间(纪年)、正文标题和作者姓名等，一般根据需要或正文长短来决定，少的仅一个名号(穷款)。通常把名号、纪年和标题称为题款“三有”，其内容能向社会提供必要信息，方便时人后人等识读和研究，否则便会造成困惑。

 

　　早期的书法产品正文前后并无题款，如著名的晋《兰亭序》没有题款，按现代话说，就是件无创作时间、作者名号、正文标题的“三无”产品。所幸该文篇首记叙有时间、地点等，在唐初被追认为353年，东晋王羲之在兰亭集会时创作，标题亦是后人所加。导致现代还有关于该件产品到底是否王羲之原创的笔墨讨论，留下一段无奈的趣谈。因此说，题款可以凸显产品的完整性，增加史学、美学和文学等价值，甚至比正文还重要，不可轻视和缺失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文明进步，在汉代初现题款端倪，《西狭颂》始有纪年“汉建宁四年”(171年)。南北朝以后，“书家都已经有了在几乎所有的书迹(包括碑版)上署名的意识”(何学森《书法五千年》)。

 

　　书法产品正文前后出现题款，从“三无”到“三有”并趋于完善是和书法艺术发展进程相关的。萌芽在汉，完成在唐，完善定型在宋。此后历经元、明、清和民国，直至现代，“三有”仍是题款的主体内容，这是主流主线。如三国吴《天发神谶碑》上有“天玺元年”(276年);北魏《郑文公碑》上有“永平四年，岁在辛卯”(511年);《九成宫醴泉铭》卷首有“九成宫醴泉铭，魏徵撰，贞观六年”(632年)，卷末有“欧阳询书”;宋代《千字文》，卷首有“千字文”、卷末“崇宁甲申岁”(1104年)的，为赵佶书，卷首有“千字文”、卷末“绍兴二十三年岁次癸酉”(1153年)的，为赵构书;元代《洛神赋》，卷首有“洛神赋并序”，卷末“大德四年，子昂”(1300年)，为赵孟頫书;明代《洛神赋十三行》卷首有“洛神赋十叁行补”，卷末“崇祯元年，其昌临”(1628年)，可知是董其昌所临;清代《华山庙碑》拓片卷末“汉西岳华山庙碑，雍正甲寅，金司农手识”(1734年)可知出自金农之手。

 

　　追溯历史，由于唐初李世民对兰亭序等书法产品的喜好、重视，并组织考证、认定《兰亭序》等一系列活动，不仅解决了此前两百多年留下的难题，更是启发促成时人对书法产品“三有”的关注和建设。这是很了不起的创举和成果，是产品标识建设上的里程碑，对完善书法产品质量功能意义非凡。笔者认为，建立健全题款“三有”是一大进步，有助于提升产品整体质量功能。“题款必须涉及文字内容。如果内容不好，行款、书法写得再好，还是无补于过，内容总是主要的”(王伯敏《中国画的构图》)。

 

　　书法产品是由书者对其他资源的利用通过书写而形成，此类资源来自社会其他产品，具有可选择性，它们直接影响书法作品质量。从题款纪年文字内容来说，目前有公元法、干支(农历)法两种产品供选用，能够形成三种用法：1.独用公元法;2.独用干支法;3.公元加干支并用法。公元法属法定纪年，是引进的国外先进文化产品，体系完整，纪年功能健全。干支法属传统纪年，是中华先祖创造、循环应用的一件文化产品、古文明的奇葩，已深入中国民俗民心。它以六十个年名来记录千年百岁，未成体系，纪年功能缺陷，独立使用会造成年名混乱。如大量书法作品题款中独用误导“癸巳”“甲午”一类纪年，年名全重复，令人困惑。公元加干支并用法，看似公元干支相媲美，满足时人纪年需求，实是两法并列，一优一次，干支的纪年功能相形见绌，美中不足。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干支法创新完善，消除年名重复现象，建立起科学自主、独立适用的中华纪年体系